他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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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个词是格兰特-沃尔留给人世间唯一的遗产。上周，他在世界杯现场过世了，这让我现在仍陷在悲痛之中。
周五的深夜，当这个可怕的消息得到确认后的几个小时，我开始翻阅手机，重新阅读我们两个人之间长达十余年的信息交流。
这条消息让我笑了。那条消息让我哭了。我从2016年的一条消息中发现了他的专业精神。当时，我和一位著名的足球解说员做了一期播客。格兰特是忠实听众，他听了节目之后，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
“我很喜欢你的这个采访，也欣赏你继续把足球当成一项主流运动项目。有几个小问题：守门者（Goaltender）不是专业的足球术语；2、因为穆里尼奥是葡萄牙人，所以他名字诺泽(José）中的J发音像J在里约热内卢（Rio de Janeiro）中的发音一样。”
这让我在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夜晚笑了起来。
我们曾经在《体育画报》共事多年，那个时期的他就像是一颗彗星。他比我早一年加盟，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他将会有多伟大。他的句子会突然之间蹦出来。他的报道既有深度又有目的性。他在业务方面无所畏惧，这是我最钦佩的一点，也是我最渴望拥有的品质。他丝毫不畏惧那些在《体育画报》刊头上排在他前面的那堆著名作家的名字。最终，他在写作方面获得的名声超过了其中的大多数。
他也很自负。如果你问一下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们，多年来与哪位作者打交道最让他们头疼，格兰特-沃尔的排名会像马拉多纳在世界足坛的排名那样高。他会在意每一个分号和逗号，并且丝毫不羞于让人们知道每个分号和逗号应该待在哪个位置。他说得对吗？是的，他通常都是对的。
某一个周期，《体育画报》是奥运会的全球赞助商，我们都很幸运能够为这家老牌杂志报道了多届奥运会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和格兰特一起去参加了2004年奥运会后在希腊雅典举行的最后一场《体育画报》派对。那是一场在露天沙滩上举行的狂欢，到处都是奥运选手和高端烈酒。我们在爱琴海的海边放歌纵酒，为此刻的荒唐可笑而大笑不止。
大多数人可能知道格兰特是一位专门写足球的作家，但他写过很多关于大学篮球的精彩文章。他还为一个高中篮球运动员写过一篇著名的封面故事。这个篮球运动员的名字是勒布朗-詹姆斯。
在另一段生活中，格兰特确立了自己是美国最重要的足球记者的地位。在《体育画报》的一档足球播客中，我们曾经非常短暂地（对我而言）共用一个麦克风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在一个相当于储物柜的地方录制节目，因为那个时候《体育画报》还没有任何播客工作室。
我是节目的主持人，坦白来说，我的主持太糟糕了。我总是把国际球员的名字叫得乱七八糟，我对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（MLS）的知识匮乏又如此明显。我得到这个岗位的当天，就应该被直接解雇。但我对那段时间有着美好的回忆，一如我对格兰特的所有回忆一样，因为这让我真正了解到他有多在意足球，以及来我们播客的嘉宾有多么尊重他。
他要求《体育画报》对足球进行高水平的报道，并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目标。他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，高瞻远瞩看到了这项运动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会迎来飙升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他会在2018年加盟《The Athletic》，但是他是真的热爱《体育画报》。在这家杂志服役24年之后，他的任期以一种可耻的方式结束。（值得庆幸的事，在经历了管理层变动之后，一些优秀的编辑留了下来，他与《体育画报》的关系有所缓和。）
我记得当他的新播客在2020年5月首次上线时，他有多激动（第一位嘉宾是美国男足的泰勒-亚当斯）。当克洛普（利物浦主帅）成为他的嘉宾时，他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给我发了封邮件。他对自己的报道和写作非常有信心，即便如此，他对于成为独立撰稿人后如何发展心里也并没有底。
他与我们很多人一样，在很多方面都与老东家维持着情感上的联系。Substack最终在2021年联系了他，格兰特的愿景是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提供杂志级的足球报道，包括前往美国世界杯预选赛的现场。他还聘请了《体育画报》最好的编辑之一马克-玛拉维奇与他一起工作。
“我的理论是：《体育画报》的老问题不是读者不喜欢有质量的故事了——他们的确喜欢——而是他们不喜欢时间的延迟。我现在正在尝试消除这个问题。”他给我写道，“我认为人们遇到他们关心的比赛，愿意花钱去阅读与比赛相关的高质量报道。他们关心的是能否第二天早上就阅读到这样的故事。”
一群用户成为了他的追随者。他在自己的网站上更新播客和来自Meadowlark Media的纪录片。他开始变得非常熟练使用多媒体播放器。
在本届世界杯上，他写下了穿着彩虹T恤去报道美国队时发生的故事。